【编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7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共同邀请国内外学者撰写系列稿件，向读者介绍“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力。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在攻克南京后，即宣布建都于天京，在六朝古都建立了农民政权。太平天国与北京清政府水火不容，在洪秀全看来，“天下万郭帝无二，京亦无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称京”。为彻底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决定分兵大举扫北，以图迅速攻克清朝统治中心——北京。
太平天国派兵北伐、开辟北方战场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扫灭北燕“妖魔”。直隶是清朝的畿辅之地，出于对清朝黑暗腐朽统治的极大愤恨，太平天国“贬北燕地为妖穴，是因妖现秽其地”，将直隶省称之为“罪隶省”，要求“速行告谕守城出军所有兵将”。按照天王洪秀全的旨意，太平天国在攻克北京，推翻清政府统治之后，“方复其名为北燕”，将“罪隶省”更名为“迁善省”。所以，进攻北京是太平天国北伐的既定目标，攻克北京是北伐的最终目的。
太平天国作战图太平军进入北京城的时间太平天国决定派兵北伐前后，洪秀全为顺利打下北京，曾先后从南京派出数批侦察员提前进入北京。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附署顺德府知府高午禀文》记载，太平军最早进入北京的时间，是1853年4月洪秀全派先遣人员李丙银秘密进京，打探北京城内清军部署的军事情报。李丙银于四月初二日到京，当时住在了骡马市大街附近路南的德胜小店。当探听到京城调兵防守甚多的消息之后，李丙银离京南返送信，不幸走到沙河县时被清军抓获。五月，南京又派侦察员一行三人到达北京，住进了“通盛”旅店。另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史料《洪秀泉等致京都刘六等人密信》记载，洪秀全还曾于咸丰三年七月初二日，给住在京城里的刘六等人写密信，告知“以备接应”，“吾等大兵不久到京”。对这一件档案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太史学界有专家也曾表示过怀疑。
太平天国北伐军挺进直隶后，在攻打北京之前，已秘密派遣大批太平军进入了北京。北伐军派遣的侦察员前往北京周围地区以及进入北京的时间，大致是从咸丰三年九月下旬开始的。据清政府《总理巡防事宜处奏报》档案资料记载，清军巡防东路的士兵抓获了太平军侦察员马世杰，他在供词里交待：北伐军过沧州之后，北伐军大部队往北去了，太平军徐姓、阎姓等十数人，假充大同镇官兵，前往了西北方向的涿州。十月十一日到涿州北河后，首领徐姓、阎姓等均在彼店住下守候，给马世杰等二人钱一吊，叫他们到涿州、良乡县、卢沟桥、马驹桥、通州等“各处睄看地势”。由此可知，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在到达沧州后，就已经分派人员赴京城近郊地区，开始实施侦察活动。据《联顺等奏报拿获从敌戕官之李二小并请严审折》证实，北伐军到了沧州城东扎营后，太平军侦察员李二小就被头领派遣进京了，让他“同刘三、崔香、黑老包儿来京，探听各城门守门官兵的数目”。
北伐军主力部队抵达静海、独流，驻扎待援之时，一方面连续派出大量南下天京送信的通信员，另一方面接连派出多批侦察员进入北京，为日后完成攻打北京的战略任务积极准备。此时是北伐军派遣入京侦察员数量最多、最频繁的一段时间。
到咸丰四年正月退守到直隶束城，北伐军仍在继续派遣侦察员进京。甚至3月7日退守阜城后的驻扎待援期间，依然还在往北京派遣侦查人员，这也是林凤祥为首的北伐军向北京派人侦查的最后阶段。太平军侦察员王沛山，系直隶饶阳县人，在深州加入太平军，在阜城受命入京。他在供词中说：“在阜城县营内，马付沅给了我红马一匹……叫我来京。”再譬如，太平军侦察员马二雪，是直隶新乐县人，他于咸丰三年九月在正定城东入北伐军后，一直英勇拼杀立功受奖赏。他在供词中说：“北伐军到阜城县后，太平军首领给我京钱一吊，叫我来京探听官兵数目并进城的道路。如路上有人盘问，就说进京找我哥哥……定于四月初三日回去报信，以便贼匪由祁州、张登等处绕西山来京。”这说明北伐军在阜城期间仍未改变攻打北京的战略目标，对战局尚未失去信心，依然企盼与援军汇合后，继续完成捣毁清朝统治中心的使命。
咸丰四年5月，北伐军退出阜城，而困守连镇之后，军事形势每况愈下，部队处境更为艰难，再也无力顾及进入北京的问题。
进京太平军的人员构成
太平军攻克山西平阳府以后，从咸丰三年八月起，清廷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北京开始戒严，设巡防处，由王大臣统之，外地人入京已非易事。太平军对派出进京侦察员的挑选条件，首先考虑的因素是需要在京有一定的熟人关系，或亲属，或同乡；特别挑选那些去过京城，或对京城情况有所了解的人。
据《联顺等奏报拿获敌探王汰等请交巡防处严讯折》记载，进京侦察员王汰回忆当时被选派的情景时说：“李头目问我与静海县人孟喜、交河县人张十，谁在京内熟悉，是我说我在青龙桥地方卖过布，随派我们三人进京，踩探京中何门可入。”另据档案材料记载，有一名魏姓太平军被选派进京时，北伐军首领曾问过他，京城中是否有认识之人？他说他哥哥、侄儿、侄孙俱在京中居住，才被选中。直隶大城县人郭常青加入北伐军后，在一次与太平军下层军官说闲话时，曾被问“进过京没有？并问我京中可有亲友？”他说自己十八岁时，曾进京当过佣工，曾在天坛内居住过，于是便被太平军选派为侦查员，潜入了北京城。太平军侦察员王合儿，也谈过自己之所以被选派入京，是由于“伪大司马陈初因我熟悉京城道路”，才被派到京城执行任务。显然，太平军所制定“曾进过京”的选派条件，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太平军选派的进京人员大多是北方人，基本上都是在太平军北伐沿途被吸收加入太平军的新兵。选拔出来后，经过一阶段的考验，取得了上级信任，才可能被确定为侦察员。从进京人员的籍贯看，天京政权方面派出的侦察员有湖北人；而由北伐军抵静海后派出的侦察员，除少量山西和山东人外，几乎全是直隶籍。据史料记载统计，直隶籍进京侦查员以深州、饶阳、枣强、武邑、沧州、河间、盐山、独流、静海、天津等地的为多，还有个别籍贯为大城、怀来、祁州、宛平等地的侦查员。进京侦察员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一例为“两广老长毛”。广西籍太平军职务一般比较高，他们的口音形体等特征因素，致使进京城极易暴露身份。显然，两广、两湖的老长毛都不符合在京城有熟人关系或熟悉北京道路等基本条件。
北伐军对进京侦察员的年龄，并没有太多的限制，老少都有。但是，侦察员的年龄基本上在20至40岁，应该说青壮年占居绝大多数。另一方面，进京侦察员加入太平军前的身份则相当复杂，五行八作，各色俱全。有做生意的，如卖粮食的、卖布的、开饭店的；有手艺人，如剃头理发的、磨剪子磨菜刀的、唱戏的；有打工的，如当学徒、扛长活、种地、为清军当民夫的；还有僧人、乞丐、犯人等。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记载粗略统计，进入北京的太平军总数应在千人以内。
太平天国作战图太平军如何化装进城与秘密接头进京侦察是一项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出发前须作必要的准备。最主要的准备是改换装束，按特定的伪装身份打扮一番。有的人剃了头，扮作僧人模样，有的扮作做小买卖的，还有的扮作讨饭的乞丐。从外表上都必须有所变化，其中，最大改变就是改变太平军蓄发不剃的做法，将所留长发剪短，或者剃了头。其次，就是更换服装，脱去军服换上民装。譬如，侦察员马二雪临行前，太平军首领让他将身穿的整衣脱下，换上一件破棉袄单裤。进京太平军有时也会利用缴获的清兵军服，装扮成清军模样，以避途中清兵或团练设卡检查。据《联顺等奏报拏获从敌打仗之王二请交巡防处严审折》记载，太平军有一次到卢沟桥等地侦察时，“贼匪伪都统派出长毛贼一人，扮作官人，带着红顶大翎的官帽，穿着袍褂，坐着紫哈喇围四人轿一顶。前有骑马贼一人，后跟骑马长发贼四人，步行贼三人。叫我同贼匪丁五扛着大刀一把，共是十五人。”
太平军进京侦察人员采取了分期、分批、分组活动的方式，为了隐蔽和缩小行动组活动目标，进京前还须采取分散行动，单独进城，到京会齐。《联顺等奏报拏获从敌打仗之司二请交巡防处严讯折》记载，有一个10人的太平军侦察行动组，进城前采取了分别单个活动方式。“十七日我们到了固安县小店居住。十八日到了黄村小店居住。十九日我们商量如进了城，在各店内分住。二十五、六日在前门外裕丰轩茶馆会齐见面。如不能进城，仍回黄村小店见面。”
绝大多数进京人员皆因任务紧迫，直接由北伐军营地出发向北京进发。为了躲避途中盘查，减少嫌疑，部分侦察人员先回自己家乡居住地，再从家里出发，周折进入京城。应当指出，在回家转赴京城的人员中，属事前设计有意改变进京路线者有之，擅自做主者有之，也不乏趁机脱离太平军后，又进京从事做生意，或打工等个人行为者。
在北伐太平军侦察员进京的前期，其路线以京城东南方向为主，即从通县、大兴一线入京。清政府增设京城防护兵营，严加盘查防范之后，太平军便绕道改从西南和西北方向入京。礼部左侍郎光禄寺卿宋晋在《奏请严防京城西路卢沟桥等处片》中证实了这种变化，“闻近日拏获奸细刘成辙、李登科等皆从贼中窜出，并供称东南各路盘诘甚严，该匪等均由西路绕来。查西路宛平县属之磨石口、门头沟、三义店、又昌平州所属之沙河，均系来京要道，该匪等既有此言，似防守未能严密。又磨石口所扎营盘，距口门尚有二里许，亦照管不到。又闻李登科供同伙之张凤仪等十三人，均由卢沟桥经过，并有二十二日在东四牌楼及精忠庙会齐等语。该逆匪等胆敢窜越来京，并探明何路疏防，即从何路诡入，实属包藏叵测。”
太平军进城后，首先要投亲靠友，选好落脚点。有的住亲戚家，有的住同乡处，还有的先找客栈或旅店住下。如果进城没有住所而到处游荡的话，打“野盘”很容易被巡逻的清兵抓去盘查。在京侦察员的活动，基本上是独自行动，然后按照约定联络点碰头。例如，刘澄彻、崔五、艾三是个三人行动组。十一月初六进京后，当天在正阳门桥头分手，各自行动，约定初八在护国寺见面，如见不到，则仍在正阳门桥头会齐。
太平天国北伐军派出的数批进京侦察员人员，有先有后，任务不同，各司其职。有负责侦察的，有负责传递信息的，他们的接头地点，都是事先商定的。据档案史料《讯明从逆邢海山拟凌迟处死》记载，被俘的邢海山在供词中，详细交代了太平军事先约定的传递情报地点。“后来他们又打发张士奎、曹得力、王老得、沈顺、李六、杨二格、鲍五七人，在马驹桥等我们回信。我与李老四们都约在前门外，天桥地方同太鱼店左右见面。”
为了保证侦察员之间顺利接头联络，行动前严格规定了相应的暗号，准备了一些特殊识别标记。例如，太平军侦查员刘澄澈的行动组，是将火镰片作为暗号。侦查员邢海山的行动组，则以身体某一部位的统一标志为识别依据。例如，“发后都烙有月牙痕迹”。在京城里负责投毒的行动组，则约定“各人手拿白鸡翎为记”。早期进入京城进行侦察的情报组，还曾分别以木莲蓬、绿皮靴掖、青色针线包等，作为特别暗号的标记物品。当进京侦察员相互传送口信，或与其他联络人接头时，均以这些特定的识别物为凭。有一个侦察行动组，还约定以“洋货”二字，作为接头暗语。
一般情况下，北伐军在侦察员出发前，都要发给一种特定的信物，作为完成任务后，返回营地的身份证明依据。据《联顺等奏报拿获从敌戕官之李二小并请严审折》记载，该侦察行动组在出发前，以“字帖一张，作为记号，说定探听明白，到独流送信，将字帖交出，便可收留”。侦察员有了信物、联络手段和暗号的保障，其隐蔽性就得到了大大增强。所以，从上述侦察措施看，太平天国农民军进京行动的秘密性，确实达到了相当严密的程度。
进京太平军的行动任务分工
太平军进入北京的目的十分清楚，首要任务是进行侦察，即了解把握清军防守情况，为攻打北京做准备工作。侦察的内容有探路、了解清军分布情况、京城地理环境、清军调动部署等情况。每位侦察员分配的任务，或是“探听各城门守门官兵的数目”，或是“进京踩探京中何门可入”。由此可见，掌握城内各处清军数量以及选择进攻北京的道路，是太平军进京侦察的重点目标。据《联顺等奏报拏获从敌打仗之王二请交巡防处严审折》记载，良乡籍的太平军侦察员王二格，在进京前接受的具体任务是到固安县卢沟桥等处，“探听官兵数目并营盘数目”。还有负责侦察城内道路的太平军，他们“将棋盘街、海岱门（哈德门即崇文门）、顺治门（宣武门）、西直门、天灵寺等处都画了图样”。另据《联顺等奏报拏获奸细郭常青等请交巡防处严讯折》记载，太平军进京侦察的内容，甚至包括要掌握清朝皇帝的行踪，有的太平军要专门负责探听清朝皇帝何日进坛，何日出坛，并在何处住宿，说定打听明白，“于十一月初二回去给他们送信。”
太平军侦察员进京的第二项任务，是建立城内联络站，为进攻北京作好内应的准备工作。太平军主力在静海、独流驻扎期间，曾先后派出几批人员到京城租赁房间。当年十月中旬派的一个行动组，被明确指令到前门外租赁房间，“如租妥回去送信，他们再给房钱。”到十一月初，又派人到前门外租房，“以备逆匪陈初居住，作为内应。”据《巡防处大臣奏报审拟从敌打仗并来京赁房人犯王大折稿》记载，被俘的侦察员王大在供词中说：“如房子租妥，我仍回去送信，他们再来。”太平军迫切需要在京找房居住，不仅把在北京完成找房任务返回营地的人员再度派往北京继续找房，而且找房租赁的标准和条件也很低，甚至“或破庙亦可，以为来往探信之人住宿作接应”。只要在京城内有了自己的立足地，建立了联络站，进京侦察员的活动才有可能具备安全的基本保障。找房租赁是否成功，关系到侦察员能否顺利完成侦察任务，是否能把情报顺利传递回去。因此，北伐军在京城找房问题上花费了一定的人力和财力。
太平军侦察员进京的第三项任务，是搜寻军火信息，购买或夺取清军火药武器。太平军侦察员杨长儿，在谈到他赴京前接受任务的情景时说，初三日太平军首领，“派我同高二、刘套儿、王套儿、黄姓来探听火药防守。”宛平县籍侦察员张三顺在供词中也说，他被派进京布置任务侦察时，要他了解如何购买火药，“并说通州南门内于姓家卖火药，叫我打听明白，回去送信。”太平天国北伐军急需火药，不仅准备在京城收购军火，还策划了一项准备夺取北京西山正红旗火药库的大规模行动。杨明（又名扬二）是策划和实施者之一，他参加太平军之前，曾在该火药库当过更夫。据他本人被俘后供述，太平军营地的大头目说，现在火药空虚，让他设法在京城设法弄取。他因在火药库打更，“深知火药可以抢取”，于是制定了进京拟定武装抢夺火药的行动计划。参加实施抢火药计划的太平军秦五（直隶冀州人），在供词中也描述了其详细计划内容，约定在北京桂兰斋茶馆见面，“林贼目又派一百多人由深河过来接应。十二日，我由葡萄洼贼营与杨二约定会齐。杨二写一个字儿，叫我同李喜儿先到香山找见郑大投递。杨二又叫我把抢药的大概先与郑大说说，叫郑大预备蒲包口袋等物装药。”太平军在北伐途中始终特别注意对火药的收集、购买、保管、运输和自制，深知火药在攻城战役的重要作用，所以，侦查和储备火药的任务，也是为最后攻取北京城所做的准备。
太平军侦察员进京的第四项任务，是从事破坏性活动。通过进行恐怖性的破坏活动，在清王朝统治的心脏地区制造混乱，给京城官吏施加紧张威胁，制造京城的危机气氛，扰乱京城驻防清军的军心。例如，派侦察员在京城四处张贴告示，在一些公共场所投毒等。另据《联顺等奏请将从敌戕官之王沛山交巡防王大臣严审折》记载，咸丰四年四月上旬，太平军派遣直隶饶阳籍侦查员王沛山，带断肠散一大包约有十余斤，进京城后实施投毒。“在各处井内洒药，我应允。叫我先来，说定随后打发贼匪多人来京洒药。”
太平天国作战图清政府对进京太平军的搜捕与审讯太平军为了完成侦察京城敌情任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消耗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进京人员中遭到逮捕、关押、变节、走失的比例很高。清左副都御史富兴阿，在《奏陈大兵待剿灭阜城之敌后全数南下断不可行折》里，对当时的危局状况流露出了极度的担心，“贼之踞独流也，遣其伙党，或来京探听虚实，或来京租赁房间……京中兵数甚为空虚，虽尚有两万余名，大半老弱无能，……京中设有不虞，鞭长莫及。”该奏折确实代表了相当一批在京官吏的心境，他们纷纷上书，提出“为京师重地，恐有贼溷迹，请旨饬下地方官严密盘诘，以昭慎重事”。时任山东巡抚的张亮基在奏折中，有意无意地加重渲染了这种危急的气氛，他说单县知县曾擒获一名李姓太平军军师，据审讯得知，太平军“改装易服，陆续潜入都城，四散藏匿，已有九军。……仰恳皇上密敕巡防王大臣及步军统领一体严密查拏”。
清朝最高统治者根据太平军进入京城的情况，采取了如下一些加强防范的严格措施：
第一，加强京城各门戒备。三令五申地要求巡防王大臣、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级官员委派妥员，督率官兵、昼夜梭巡，严密侦缉。并在京城内外较偏僻的地方一体搜查。
第二，切断太平军的进京之路。在近畿州县，如大城、文安、霸州、雄县、固安、涿州、良乡、房山、昌平、顺义、三河等处，设保甲编查，严稽可疑之人，以阻止太平军进京。
第三，京城内加大搜捕力度，扩大巡察范围，拘捕一切来历不明之人。对不明身份者，必须取具切实保人证明非太平军侦察员，方准释放。对寺庙、客寓、饭铺等有藏匿可能之处，除时常进行暗访试探外，要不断进行突击搜查，对容留可疑人之铺户，一并拿获。
这三项严厉措施实行后，不少进京太平军侦察员落入清军布下的网罗之中。太平军侦察员进入北京者不足千人，从京城东南方进城的约有五六百人，从西南和西北方进京者有三四百人。除少数完成任务顺利出城返回营地者外，有些侦察员在城内被捕，有些尚未进城就被查获。
太平军侦察员被捕的情况，大致分为三种：其一，是因京城巡防处大规模搜查行动而遭逮捕，而且大多是在夜间挨门逐户的搜查中被带走的。其二，是在城内活动时，被巡逻清兵抓获。京城内关卡极严，发现一丝可疑之处，便立即将其抓走。宁可错抓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阜成门、广安门、右安门、漳仪门、安定门，被盘查抓获的侦察员最多。其三，是进京前和完成任务返回时，在途中被盘查抓获。
有些太平军侦察员之所以暴露身份，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失误原因：第一，部分太平军对京城的情况不熟，一问三不知，或言谈举止与京城普通百姓格格不入，引起怀疑。第二，有些太平军在京城没有固定的住所，此时流动人员极易引起怀疑和盘查。第三，身体某一部位保留着太平军留下的印记。第四，随身带有太平军的某些特定器物。第五，没有经过缜密的训练，遇有盘查，惊慌失措。第六，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和哄骗，供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面对刑讯逼供，被捕侦察员的口供，多有水分。根据清朝档案中的供词分析，具体招供情况有三种类型：首先一种，是彻底坦白交代。既承认自己被太平军裹胁，参加过北伐军的战斗，在作战中杀死过清朝官兵或百姓，并承认自己受太平军派遣进京进行侦察活动。其次一种，半认半否。这类被俘侦查员，承认曾加入太平军，参加过打仗，在战斗中杀过人。但是，否认自己进京为太平军指使，为掩盖进京真实目的，竭力表明自己是逃出“贼营”，为谋生而来京投亲靠友。再次一种，仅承认曾被太平军裹挟，不承认打仗杀人。这类被俘者在清军掌握一定证据或发现一些破绽后，只承认曾经被“贼”裹胁，没打过仗，没杀过人，从太平军营地逃出后自己到京谋生。尽管三种口供反映出被捕者“罪行”轻重有所区别，但是清政府在处理时都是按照奸细处理，给予极为严厉的惩处。太平军侦察员只要承认自己参加过北伐军，那么关于进京缘由的任何辩解，都会无济于事。清政府以“来京难保为贼探听消息”为由，不肯释放任何一名被俘太平军，况且有的人承认曾打过仗、杀过人，此类太平军落入敌手者，无一例外均被处斩。
清政府对拿获的形迹可疑人犯，均交巡防王大臣等审明虚实，核其情罪重轻，分别定拟具奏。在此期间，巡防处办理的冤假错案甚多。兵部右侍郎王茂阴的奏折，就反映了刑讯逼供的详细情况，“闻各处拿获形迹可疑人犯，先自严讯取供，熏以香烟，往往有实未杀伤官兵者，因熏急难受，又不知杀伤官兵之必死，遂亦妄供，迨至辗转交审，前供难改，因而诬服。”甚至，有的精神病人亦被抓捕，遭受酷刑，他们“跪炼轧杠，毫不觉苦，语多讪笑”，最终亦被斩首，充当战果统计的基数。当时京城设巡防局，拿获奸细，问明即斩。那些被拿获关押狱中之人，有的则是南方来京做生意的，有的则是附近乡村愚蠢又幼稚的农夫，但凡身上有疤痕或被染上疥疮的，都被从严处理，即“王大臣意在从严”。所以，当时就有清朝官员认为，巡防处稽查形迹可疑之人，由于拘捕过严，有不少无辜而死于西市者。
太平天国派兵进入北京的意义
如果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给清军以沉重打击，那么太平军进入北京，就给清王朝统治形成了更加巨大震动和威慑，迫使清政府加强京城的防守力量，从而加剧了清军兵力的调配困难，牵制了部分清军南下，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的压力。
太平天国北伐军驻扎独流、静海，犹如眼中钉肉中刺，造成了清廷远近皆忧。太平军派侦察员进京，把战线推进到清王朝统治的老巢，犹如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侦察员进京把宣传告示贴到北京城内，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影响，起到了瓦解敌人军心的目的。太平军进京致使满族王公贵族产生极大的恐惧，有的人纷纷搬出京城，北京瞬间陷入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
北伐军在阜城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派一批又一批战士潜入北京，由此充分说明，林凤祥、李开芳对贯彻太平天国北方战场战略意图的坚决态度，对天国事业忠贞不渝的情怀。假设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主帅仅仅出于敌军围困局势，只考虑保存实力和生存问题，放弃北方战场的战略目标，早早就从静海直接撤退南返，最终结局肯定是另一种状况。北伐军在直隶坚守待援，企盼着与援军合师北上，直捣黄龙，直到退守连镇自身难保，实在无力顾及执行攻打北京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