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月11日，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百七十周年。在前几天的电子邮件中，我对一位国外学者讲，中国学界会在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周年组织一些纪念活动。可是太平天国的周年，似乎是一个被学界和公众遗忘的日子。
十年前，在洪秀全故里广州花都举办的金田起义研讨会，与会规模和论文质量还差强人意。时光轮回伤无尽。太平天国史遇冷，与专业研究的异常寥落和社会舆论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有增无减密切相关。如今社会上谈太平色变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心照不宣地选择缄默便不足为奇。
当然，金田起义的具体日期，学界颇有争议。罗尔纲先生以洪秀全三十八周岁生日的庚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为金田起义日，这是一直流行的说法。王庆成先生认为金田起义是从庚戌年七月到十二月初各地会众汇集金田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的总称。荣孟源、茅家琦等先生持庚戌年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说。但这并不妨碍后人习惯上以1月11日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我倾向于认同第三说。因此去年在筹划“新时代太平天国史研讨会”时，我在邀请函的开篇写道：“太平天国官书《天兄圣旨》载，庚戌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太平天国起义已呈‘八面煷起，起不复熄’之势，《天情道理书》亦载‘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庚戌）十月初一’。自此，这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的最大洪流，便以金田为起点，迅速奔突向前，席卷大半个中国，使清王朝的统治一度风雨飘摇，并对近世中国政局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奈庚子岁瘟疫肆虐，会期一推再推，及至会议经费被收回，只能宣告取消。若能实现，该会将负有近四十年来首次在北中国召开全国性太平天国史会议的学术史意义。除了疫情，前述背景或多或少也是这次“长毛”（太平军自称及他称）未能会集京城开会的一个阻力。
这几年，美国、日本掀起了一股研究“太史”的小热潮，如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和菊池秀明的《金田から南京へ：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版）。特别是《天国之秋》简体中译本曾在书市大卖。2020年，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台北卫城2020年版）和仓田明子的《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眼中的“洋”场》（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又一度引人注目。相比于此，国内的冷寂，令人唏嘘不已。不过聊以慰藉的是，前些日子又收到了简又文先生的“新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英文本旧作的中文新译本。
二、风骨与灵气
民国时期是国内太平天国研究的开拓和初始阶段，学界出现了一批在该专题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最为著名的有简又文（人称“太平迷”）、萧一山、郭廷以、罗尔纲、谢兴尧（自称“老长毛”）。后来前三人去了港台，留在大陆的罗、谢成了大陆“太史”泰斗。他们是太平天国研究第一代学者的代表，如果忽略这些大家身上的时代和政治烙印，他们的著作代表了既往“太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8年、1962年，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三册、《太平天国全史》三册相继在香港出版，这是他积毕生之功殚心竭力研究太平天国的结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下简称“该著”）是《太平天国全史》的精编本，1973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本。其论说主线仍然依照《太平天国全史》从洪秀全出生至整个运动失败的时间延续性。一部史学著作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没有“灵骨”和“灵气”，也就是取决于理论的素养、史料的考辨和史实的建构。至中文本出版之际，该著已四十岁“高龄”，如此“长寿”，必然有其特色。
在史料方面，简先生重视史料发掘和史事考据，观其文末所附文献便知。他从数百种中西文献中钩玄提要，细加考订，举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事实、典制等诸方面，必得考究充分，这才能勾勒出一幅太平天国十数年兴衰变迁的历史长卷。在太平天国文献资料还相对零散匮乏的年代，该著参引附列了一些有较大价值的公私著述，其中不少在三十年后才收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中。
田野访察并利用调查所得文书、实物和口述资料，也是该著的史料特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简先生就另辟蹊径，多次赴两广采访洪姓遗裔和考察天国遗迹，其成果另体现于《金田之游及其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一书。
在西文资料的译介和利用方面，简先生重视较早，成就斐然，该著引用较多的有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富礼赐的《天京游记》和《北华捷报》。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根据洪仁口述，于1854年在香港出版《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旋即分期刊载于《北华捷报》，经简先生译为中文，改名《太平天国起义记》。该书记载了洪秀全的异梦、上帝会的创立、金田起义诸事，是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1850—1866）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英文报刊资料，简先生曾选译数篇，先后发表于自己创办的刊物《逸经》和《大风》上。后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版）。
外文资料是太平天国研究的宝库，内中记载可大大弥补中文记载的不足。但对外文资料的利用，至今仍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大短板。倘若能进一步重视、借鉴外文资料和原始论著，或能在某些领域（如对外关系）增加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度，裴士锋《天国之秋》在社会上引发热议便是例证。与先前或同期的太平天国史成果偏重理论分析相比，简又文等第一代太平天国史学者，致力史料和考证，改变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史料匮乏的窘境，传承并发扬了中国史学辨伪考信的优良传统，推动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从迎合时尚而杜撰虚构，或叙事真伪混杂、讹误甚多，逐渐步入学术研究的正轨。倘若以现在的知识结构回顾这部著作，该著所叙战史轮廓，和今人所知大致相同。这也要归功于成书所需扎实的史料基础。而同时期大陆学界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如牟安世的《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茅家琦等著《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戎笙等著《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篇幅均约三十万字，叙事之详不及该著。
侧重于从军事史角度考察太平军的日常活动及战略目标，是该著的另一特色。在该著母本《太平天国全史》问世的1962年，尚没有一部考订叙事如此之详的太平天国军事史。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海燕书店1949版）只有十余万字。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版）成书于二十年后。正因为此，该著对太平天国的政府结构、社会经济组织及其他非军事领域的作为则只能穿插点评，间有提及。于是逊色于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的初稿本），未尝不是一件缺憾。
广西桂平洪秀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遗址
三、三个非军事的议题
因为以军事征伐为主线，该著约有多半数篇幅介绍“革命开端”“南征北战”和“天国衰亡”三个阶段的战史，故非军事部分略显精炼且论说尤为突显。
首先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这是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始至九十年代学界热议不止的话题。现今受史学思潮多元化的影响，出于对革命史观和阶级分析论的矫正，学界已基本避谈太平天国的性质。其实这是关系太平天国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问题而无法绕开的。斯时大多数学者正在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革命还是兼具资产阶级革命两种观点的分歧中相持不下，简又文、萧一山则力持“民族革命运动”说。
该著交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历史背景，特意强调其反清情绪的政治和文化源头在于满汉民族矛盾。强烈的反满思想和汉民族意识是太平天国造反的主要思想源流之一。早期太平军转战湘桂途中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可称作太平军书面形式思想动员的最高水平。但檄文宣扬的民族大义很快就被曾国藩《讨粤匪檄》展现的“卫道辟邪”的文化张力所淹没，曾国藩幕僚王家璧反馈《讨粤匪檄》引发的社会影响和思想共鸣：“我师讨贼檄，卫道辟邪，实为盛世昌言，功不在孟、韩下，每为同志者诵之，静者流涕，动者击柱，其感人之深如此，想忠谋至计，必能早为之所也。”民族大旗恰使太平天国在思想舆论领域落败于清方的政治宣传攻势。
较前期“民族革命”的观点有所修订，后来，简先生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力持宗教革命说，认为太平天国的组织、思想、推动力、各类政策均源于太平基督教，但在1960年代出版的《太平天国全史》中又倾向于综合革命说，即太平天国兼具宗教、民族、政治革命。在该著中，简先生沿袭了《太平天国全史》的说法，专门提到了促成太平天国起义的另外两个要素，宗教性和政治性。利用宗教动员组织群众，是历史上旧式民众起事的特点。太平天国亦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拜上帝思想是太平天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太平天国制定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854年6月东王杨秀清在给英国来使的回函中明确表示：“本天国自起义兴师以来，所行所为，皆遵天父、天兄圣旨”，“一切礼仪制度，荷蒙天父时时劳心，下凡教导”。关注宗教这条主线，有助于理解太平天国内政外交社会政略的宗教特征，有助于观察传统中国民间宗教在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内质的自我变异和新陈代谢。
简先生修订后的观点，与郭廷以先生在194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认为的“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因素”相似。难以衡量各项诱发性因素的轻重，究其根源，是简先生曾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太平天国史的理论架构。虽然该著称之为“革命”运动，实则不受阶级分析范式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有阶级和革命的分析，还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决定社会面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等。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很难理解太平军之兴起，根源在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属官逼民反；就无法准确地区分不同历史场景和话语体系中是“叛乱”“造反”，还是“革命”和“起义”，抑或“内战”的内涵。其实，太平天国想改造中国社会，但又无法摆脱传统社会农民战争的六道轮回，有激进，也有蜕变。我们之所以称太平天国是旧式农民起义的顶峰，所谓“旧式”，是因为太平天国虽以“开创新朝”相号召，某些文本和理想具有社会变革的色彩，但十四年战争实践的实质还是改朝换代式的王朝战争，其政权建设的模板本身就是以建立一个传统的改朝换代的旧式政权为主旨。这也是太平天国不可能革新复兴中国并最终流于失败的根源。
简先生早期基于客观现象的分析曾得出“农民战争破坏论”，他还曾把湘军和太平军之间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杀误作“农民打农民”。在《太平天国全史》的绪言补注中他提出：“岂其以太平军兵员多为农民出身，遂称之为农民革命乎？然攻灭太平军之反革命的湘军兵员又何尝不是湘乡一带之农民？分明是农民打农民也。”从根本上说，两者之间的战争并非是阶级内部群体利益的对抗，而是湘军和太平军之间政治对立，应充分考虑领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太平军主要占领的江南地区，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给民众带来了难以释怀的伤痛，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内战，不同于民族战争、国家战争的战争发动者或负较多责任，应该充分考虑太平军兴的正义性。
当然早期研究中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差，一味美化、神化太平天国，也必须得到反思和矫正。如太平天国历史地位之评价，应看到它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绝对不能偏执一端，泛泛而谈，或完全褒赞，或全盘黑化，均不合历史实际。只有遵循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客观、理性地看待太平天国，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正义性、反对外来侵略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积极意义应是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主流面相。简先生后来在其论著中修订了对太平天国评价的相关内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除客观陈述战争对人口、文化、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还以假说的形式说明太平天国的积极意义以及它给未来中国留下的历史遗产。此时，简先生的理论观点实际已和唯物史观异曲同工了。
其次是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简先生准确而敏锐地捕捉到“导致太平天国最终覆亡的一个主要的，无疑也是最悲惨的因素，是其领导阶层内部的崩坏，以及在1856年秋天随之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这一历史信息。于是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斗争成为该著非军事部分着墨最多的内容。或是囿于当时《天兄圣旨》《天父圣旨》原书尚未被学者发现并引入研究视野，简先生虽然提及“领导阶层内部的崩坏”是一个历史过程，但仍然与同期的论作一样把观察的焦点集中在太平天国权力斗争最为血腥惨烈的“天京事变”上。于是太平天国权力结构的多元复杂演变被简单化为由洪杨二元权力格局向洪秀全一元权力格局的转化，早期的权力纠葛和后期炽烈的朝内党争等情愫被掩盖无踪。
后期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本就处于中央和地方、中央内部、地方内部矛盾的错综复杂和交织中。党争日炽，政令不通，国家机器锈蚀钝化，危机重重。1862年9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称：“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相投合，余则彼此猜忌，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李秀成、林绍璋、李世贤结党与洪氏宗族相争之事被确证。天京久缺粮，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在各王府搜出大量粮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大为不解，向被俘的李秀成询问此事，李秀成喟然叹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人心不齐”或是他们血的教训。
终太平天国之世，洪秀全也没能建立起稳固、高效的权力结构，太平天国的权力斗争伴随始终。从早期杨秀清、萧朝贵与赐谷王家、大冲曾家等上帝会元老的角逐，到杨秀清与萧朝贵之间无法逾越地表的“夺权”暗潮，再到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对立乃至发生暴力血腥的天京惨祸，再发展为后期太平天国激烈的“党争”，甚至太平军余部的权力斗争也从未停息，如康王汪海洋杀侍王李世贤之变。可以说，太平天国贯穿始终的权力斗争是其亡国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也不为过。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之间综合实力悬殊所致。权力斗争问题是其自身诸多失误和自我削弱过程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因素。明白了这一点，以及太平天国权力结构演变及权力斗争激化是一个一以贯之，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分析天京事变是不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盛衰分水岭”问题。
简先生的著作将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的史事合并为“兄弟阋墙”一章论述，打破了叙事的时间顺序，鲜有事变影响的评说，且紧接着作了长江流域的战事复苏和洪仁新政中兴的阐释，尽力弱化天京事变影响之用意较为明显。至于简先生认为军事溃败是天国覆亡的根本原因又是另外可以商榷的问题。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分水岭”的定性，其实并未在西方学界产生共鸣。由于中外学者在历史价值论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对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当然直陈内讧的严重影响，这不等同于为事件定性，如梅尔清就认为“内耗几乎毁灭了太平天国自身”，但她所讲“内耗”的时间范畴是整个天京政权时期，即“for eleven more years”（十一年多的时间内），并非专指天京政变。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陈述“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战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到顶点”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他显然未持太平天国因事变而衰的看法。在孔飞力的另一部著作中，他更倾向于把1860年后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失败看作它的重要失误。
天京事变的确与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暂时的战略退却有关，但是可能并没有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事变后不久，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和开辟苏南、浙江疆土说明了这点——新的统一的领导核心对“天国中兴”发挥了作用。太平军二克江北大营，开创局部战略进攻的新局面，时在咸丰八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八月二十日，上距石达开由安庆出走之咸丰七年（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八月十八日仅一年的时间。此外，被誉为太平天国史上闪光点的洪仁新政、《资政新篇》和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新思维恰恰是在天京事变后的所谓太平天国后期诞生。天京事变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信念方面。但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信仰危机不是由天京事变一个历史事件造成的，还与政局紊乱、政治腐败、政权体制、宗教的局限性和时效性等因素有关，这是积重难返的恶果，而且精神上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时空的积聚方能完全显现。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清军立即射书入武昌、汉阳劝降，太平军却不为所动，严词拒之。官文失望地向咸丰奏报：“老贼过以死拒，意在溃窜，别图滋扰”，“自来逆贼沉迷邪教，妄言生为地狱，死乐天堂，逆心至死不变”。太平军信念之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是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政治和军事不能反映太平天国的历史全貌。为此，简先生该著有“太平天国的组织形式和革命理想”及“洪仁的崛起”专章讨论太平天国的社会和思想，尽管这还远远不够。
如果把社会和政治要素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太平天国初期的基本态势是在挫折中发展。一方面，太平军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与清军取得战略平衡。主要原因有：太平天国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构建了极具吸引力的土地政策和营造人间“小天堂”的梦幻，大批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民众铤而走险，支援和参加太平军；清廷的内外交困、清军的极端腐朽；太平天国特有的统一的宗教、政治、军事制度激发出的战斗精神，即如洪仁所说：“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太平天国的政治宣传和动员等。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方面受挫。1860年前太平天国建立的江西、湖北根据地极不稳固，安徽基地也局缩在安庆、庐州等军事重镇附近，天京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江南、江北大营的军事扼控。地方社会秩序不稳，像溃军、团练、土匪的不时破坏；在民众对立方面，1853年安徽民众反对太平军政略的动乱是典型案例，甚至迫使杨秀清两次派石达开赴安庆抚民易制。民众对立的原因主要有：清方的政治宣传攻势与民众的恐慌心态；太平天国地方行政无作为，导致城市像兵营，乡村一片荒芜；强制推行男女之别的社会结构调整、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和不合实际的工商政策，激起民众反感、敌对；太平天国空想的宏伟蓝图表现为现实的零实践，农民幻象破灭，原来支持、响应太平军或是持同情态度的民众逐渐失望。但是由于前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尚能采取因时制宜的修正举措，以及军事方面的战略相持等因素（最重要的是粮食得到有效储蓄和补给），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对立尚未充分展现，支持者在数量上仍占优势，太平天国的总体事态还在发展。
太平天国后期的态势则是在发展中倾塌。尽管后期太平天国二破江南、江北大营，开辟苏南、浙江根据地，赢得针对八旗、绿营的军事胜利，这种胜利仅是单纯的军事胜利，并未取得地方社会管理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生态的稳固。相反，乡官基层组织异化；白头军兴，民众对立；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传统社会经济秩序与贡役制社会结构并行），民众反抗剧烈而出现地方社会失控，太平天国在社会下层失去政权的合法性。暂时的军事胜利无法挽救太平天国四面楚歌的败局，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愈加窘促。最后，在中外敌对势力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只能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苏、浙根据地仅维系三年左右时间，太平天国就在迅猛发展的假象中倾塌。
通过太平天国历史发展态势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分析，也可加深对太平天国盛衰分水岭的认识。1856年天京事变的标志性意义似不足以完全说明太平天国战略全局的衰败。而大量数据可能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指向1860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入主江南，社会战略着手执行，太平天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承袭清制的同时，因承旧弊，并在执行方式上存在严重误差，社会失控初露端倪，埋下了太平天国亡于江南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等历史表征开始呈现——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借兵助剿”提上议程；江南团练繁兴；地方绅权反弹。此外，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战略防御转入战略退却可能并非由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决定，也不太可能在某一年度内就完成转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并且与大的社会背景、国际国内局势相关。过去有所忽视的是同时期某些具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事件的有机结合对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看，直到1862年上半年太平天国仍然对东线战场的上海保持压力。太平天国的战略全局基本是在1860-1862年一段时间之内发生转变，除上述历史表现，军事方面还有：二次西征失败（1861年6月）、安庆失陷（1861年9月）、清廷借师助剿（1862年2月）、庐州失陷与陈玉成被俘（1862年5月）、天京被围（1862年5月）、上海战役失败（1862年6月）、雨花台战役失败（1862年11月）、苏南和浙江根据地被蚕食（1862年2月左宗棠入浙始）等。作为一本通史性的太平天国史著作，关于社会战略的讨论不可或缺。因为它或能深刻解答太平天国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败，换言之，就像贾熟村先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一书中提出的命题：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最终为何又摇而不坠，反而使自己由弱变强，反败为胜，镇压“粤捻”，实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四、历史的缔造者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说平实，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本。一本旧时的“新作”，相隔半个世纪后的谋面，如今读来，或许没有更多的创见新说，却很容易让读书人在字里行间感触到一位踏实渊博的长者风范。“扎实”是我们后学晚辈需要毕生修炼的基本功，它将赋予我们的研究成果“风骨”和“灵气”，使之“长寿”，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书”。可以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译本新版，其风格特色同近期国外两本重量级译作相呼应，展现了国内“太史”人的品格学养，是一份深化“太史”研究的新时代呼吁。
合上这本厚重的著作，脑海中不时映现一幕幕太平军将士攻城拔寨不畏生死的历史场景。这是一曲悲壮的长歌，是不应该在历史的记忆里远去的纪念。
记得2014年11月16日下午，参加“太平天国失败一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七十余位学者冒雨在高桥太平天国烈士墓举行祭典。吾辈理当缅怀先辈，寄思前人。太平先烈而外，还应向已经作古的“太史”学者们和他们的经典之作致敬。他们也是太平天国历史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