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
【编者按】今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70年前，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胡绳同志执笔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肯定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及其体现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次年开工、1958年建成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范文澜先生则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郑重指出，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些具有标志性的表述和事例，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然而，近三十年来，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及湘军的声音增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本刊约请六位学者围绕“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撰文，希望能对相关问题有所澄清，对深化思考、推进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历史虚无主义与《太平杂说》
华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包树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历史虚无主义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政治企图的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偏概全，打着所谓考证和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旗号，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政治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其要害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泛起，其中太平天国研究是重灾区。
一、《太平杂说》引发百家争鸣
21世纪初，上海某文学家将他在各地报刊杂志发表的有关太平天国的随笔、杂文等35篇汇编成册，取名《太平杂说》（以下简称《杂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为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说：“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划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该文学家认为洪秀全是魔鬼。此后，他陆续发表数篇丑化太平天国的文章，其思路和观点是《杂说》的延伸和放大。
《杂说》出版后，夏春涛等许多学者撰文予以批评，并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在学界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严重败坏了学风。“例如，前述《太平杂说》的作者自称该书仅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同时又自诩该书揭开了太平天国‘被冷藏的真相’”。《杂说》对太平天国所谓“冷藏的真相”的揭露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上帝教是典型的政治邪教；二是洪秀全是为人暴虐、嗜血成性的魔鬼；三是《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毫无进步意义。
2003年，笔者在《探索与争鸣》发表《如何“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兼评当前影视历史人物的塑造》，对当时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提出看法。《探索与争鸣》决定在杂志上辟专栏开展讨论，相继发表了争鸣双方不同观点的文章。笔者在《探索与争鸣》先后发表《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也谈对太平天国的两个纲领及洪秀全的评价——与潘旭澜先生商榷》，文学家在《探索与争鸣》发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再论〈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关于洪秀全答“商榷”者》。此外，杂志还发表了彭学涛、方之光、毛晓玲、史式、黄敏兰等作者的争鸣文章。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针对《杂说》在《光明日报》集中发表一组文章，其中笔者发表的文章是《近代中国农民起义的点滴思考》。《杂说》引发的学术争鸣围绕着三点所谓“冷藏的真相”展开。
二、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必须让群众披上宗教的外衣
《杂说》称太平天国上帝会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主”。
邪教是什么？邪教是一个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端团体，其特征是以传播宗教教义、拯救人类为幌子散布谣言，对社会、个人造成危害。邪教主往往自称具有超自然力，以秘密结社控制群众，宣扬世界末日，达到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的宗教组织认为非本教即邪教。邪教与宗教虽一字之差，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宗教倡导信徒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维护社会和谐。邪教则蛊惑成员仇视社会、危害社会，制造社会末日。对照上述邪教的定义和特征，太平天国绝不是什么邪教。
《杂说》之所以认为太平天国是邪教，是因为上帝会成立之初借用了“降僮”仪式。广西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在封建社会盛行“降僮”一类的宗教迷信活动。回顾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都借用了形形色色的宗教。古今中外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披上宗教外衣？恩格斯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因此，一个多世纪前，太平天国利用“降僮”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没有什么奇怪，不能因为利用了“降僮”就成了“邪教”。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一书以“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正”作为结束语。李文海概括说：“《天国的陨落》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指出，从宗教角度来说，作为从正统宗教分化出来的异端教派，民间教门为了减缓传播时所遇到的阻力，在创建初期通常以正统宗教相标榜，因而遭到后者的排斥，贬之为邪。这种围绕‘正’、‘邪’的纷争反映了正统宗教对民间教门的打压立场。”清政府称太平天国是邪教，根源在此。
太平天国在清代不仅被称为邪教，而且被称为“匪”和“寇”。孙中山最早为太平天国正名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四年……彼曾、胡、左、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
民国时期，蒋介石下令将太平天国正名为“民族解放运动”，称“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国民党中央随后颁布《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禁止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读物上攻击太平天国。
三、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1949年6月，毛泽东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太平天国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外涌现出一批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历史虚无主义者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以片面和静止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杂说》对洪秀全的评价就是这样，认为洪秀全是“一个高高在上、疑心特重、脱离实际、缺乏领导能力的天王，一个丧失现实感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杂说》怀疑洪秀全是否称得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谈真理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19世纪40年代，在闭关锁国的中国，寻找到西方主张博爱的上帝，寻找到西方主张平等的基督教，这对洪秀全而言就是真理。洪秀全以平等为号召，宣传“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在南中国掀起革命风暴。茅家琦评价说：“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西方基督教宣传的上帝，在动员和组织千百万农民投入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杂说》指斥洪秀全说：“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不能靠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从而导致太平军迅速地覆灭。正是他的死亡，中国才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将近代史极其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作者对洪秀全的丑化全然不顾历史真相。
太平天国起于乱世。清朝经康乾盛世转变到衰世和乱世，龚自珍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容闳认为，当时如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太平天国在南中国爆发，为什么迅速得到老百姓的呼应？李秀成说，广西百姓追随太平天国，“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是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加上灾荒连年、鸦片泛滥，导致广西社会极端贫困化，百姓无以为食。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洪秀全，也否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领袖。《杂说》认为“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一大误区”。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洪秀全和历史上的农民领袖犯上作乱，十恶不赦。清王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前后开支军费4.2亿多两白银，造成清王朝财政空虚。太平天国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洪秀全去世不到半个世纪，清王朝落下历史帷幕。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历史研究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把被地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和渗透是一场尖锐而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杂说》没有将洪秀全“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将孙中山已经颠倒过来的太平天国历史重新颠倒到清政府的立场上，称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为“匪”“寇”“贼”，并标榜为“全新视角”，这就是“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吗？
四、人口过量死亡七千万是谬说
《杂说》称太平天国时期“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千万”。虽然这个观点是引用，但由于《杂说》的出版发行，流毒甚广。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以七千万乃至1.6亿过量人口死亡之说撰文攻击太平天国。所谓太平天国过量死亡人口多达七千万完全是谬说，1.6亿更是天方夜谭。
太平天国立国14年，中国除正常的局部水涝旱灾外，并没有特大的灾情和瘟疫，竟然仅五省人口就死亡七千万？平均每年死亡人口达500万？为什么研究太平天国的众多学者在太平天国汗牛充栋的资料中没有看到？在冷兵器时代，太平天国时期中国死亡人口竟然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能够让人相信吗？
太平天国兵锋触及18个省，但政权控制范围在苏、浙、皖、鄂、赣、闽数省，因为太平军旋进旋退、旋占旋失，后期相对稳定的控制范围主要是江浙皖三省。就是江浙皖三省，太平天国也没有全部控制，例如江苏，太平天国控制范围主要在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多为清政府控制。
太平天国当时治下的人口有多少呢？《北华捷报》对太平天国控制的江浙皖三省人口曾经有个统计：“对这三个为太平军所盘踞的省份，本报也同时保有可靠的材料，如将太平军从南方入侵这几省前的居民人数大致计算一下，则江苏的人口应为37，843，501人，安徽为34，168，059人，浙江为26，256，784人。拿总数来说，大约为一万万人。”这个统计应当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前的数据。
以上统计的是江浙皖三省总人口。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实际控制的人口是多少呢？英国人呤唎在其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太平天国所控制的疆域极为辽阔……自扬子江的西北向东南一带伸展，其间距离或宽或窄，自二百英里至二百五十英里不等，面积在九万平方英里以上，人口约四千五百万。”自称“太平军上校”的呤唎曾在太平天国服役数年，与李秀成过从甚密，所说人口数据应该有一定根据。据此，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时期江浙皖三省总人口为一亿，而太平天国实际控制人口为4500万，《杂说》所称过量死亡人口七千万从何而来？
历史的真相是，古代历来战乱“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太平天国时期，兵锋所至，各地逃亡和迁徙人口远多于死亡人口，如无锡“邑城克服后，计民居什不存一”，大量人口逃亡了。太平天国时期人口过量死亡有两个节点，一是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及周边城市；二是1864年淮军与常胜军由上海破苏州、无锡、常州，一路烧杀抢掠至南京。这两个节点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时候。
以太平天国时期人口减少最严重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为例，太平军攻占南京前人口260万，战后人口仅三万，是不是有250多万人死于太平军之手？不是。时人资料记载：“惟念江南未破城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余万之众，破城后死难者十之三，被贼杀者十之一，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此时所存三万余人。”由此可见，南京城破时死亡人口为4/10，逃亡人口为6/10。死亡人口中，死难者占3/10，死于太平军的占1/10。
那位得出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研究结论的专家指出：“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1864年，淮军与常胜军在苏、锡、常攻城略地，杀人无算。史料记载，“各处烧杀抢掠，亦多有为溃败官军所为者，不尽属贼也。又官军败贼及克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除了清军，杀人如麻者更有土匪、溃兵等，“真贼实为数无多，皆由逃兵、溃勇先肆焚掠，居民死亡相枕籍”。
清军与土匪等对城市的破坏也远超太平军。太平军占领苏州前，清军下令烧毁房屋：“在叛军未到以前的数星期内，满清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这种方法被视为有效守卫苏州所必须采取的，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资料记载，“大部分烧毁的房屋是在叛军来到以前被满清军队烧掉的，而叛军所烧的一小部分只是为了自卫。居民自杀而死的远比遭兵燹而死的多。虽然叛军也有暴行，但比起满清的军队总要好一些”。无锡的情况与苏州类似，清军攻占无锡后发现“邑城克服后……城中则贼毁其二，土匪毁其一，留防勇丁之所毁，殆不啻什之六也”。
《杂说》所称太平天国时期人口过量死亡问题，据以上史料分析，一是死亡人数远远没有七千万；二是过量死亡人口不是全由太平天国造成的，土匪、地痞、流氓，特别是清军杀人对社会的破坏远超太平军。
至于《杂说》称“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这种说法也不确。太平天国曾禁止过商业，但很快改变了这一政策。资料记载，太平天国恢复商业后，天京商业街“有杂货、玉玩、绸缎、布疋、米油、茶点、海味各店，其店皆有贼文凭，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浆人衙开浆园，男女均集，贼嫌混杂，分男店女店。又有天朝鱼行，天朝腆行，腆行是肉店”。
1863年，英国传教士卢卫廉访问天京，撰文投《香港日报》，记叙他在天京所见：“南京城外商业兴旺。古老的城垣里面，田地耕种良好，四乡也一样。小麦、大麦、大豆均极富饶。城内的居民，生活显然较扬子江沿岸诸城的居民生活优裕。新的商店和优美的房屋正在建筑中。居民一般衣着良好。妇女们来来往往从事南方妇女所做的日常工作，老人们带领儿孙玩耍。”
除天京外，苏州、杭州、常州、无锡、常熟等地商业也十分繁荣，丁葆和《归里杂诗》记太平天国治下的杭州武林门外“十里长街列市廛”；苏州成为“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此类记载甚多，不赘叙。
五、两个纲领是太平天国的伟大创造
中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均田免粮”等口号，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关于平均分配土地的完整的纲领。该文献的核心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其意义在于彻底否定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兵农合一、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长期处于清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夹击之中，《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没有得到实行。因洪秀全颁布《减赋诏》，许多地区的农民赋税减低近一半。1860年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洪秀全布告苏福省：“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1861年，李秀成攻杭州，占领西兴，免除了百姓债务，当时民谣曰：“长毛到西兴，债务都零清。长毛到西兴，光棍好成亲。”《庚癸纪略》记吴江一带“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李秀成自述》记“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听其造纳，并不深追”。
《天朝田亩制度》对中国的土地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其主张与太平天国“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制定土地政策，要求没收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与《天朝田亩制度》一脉相承。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另一个重要纲领。洪仁玕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一个传教士说，天王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经洪秀全批准，《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正式推出，表明《资政新篇》不仅是洪仁玕的主张，更是代表中国农民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自古以来“要想富，先修路”，《资政新篇》提出“行车马之利……先于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国家无病焉。通省者阔三丈，通郡者阔二丈五尺，通县及市镇者阔二丈，通大乡村者阔丈余”。太平天国在那个年代就计划将全国的大路通到省郡县，一直到乡。《资政新篇》还提出“兴各省新闻官”“兴银行”“兴邮亭”“兴医院”“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资政新篇》也是非常进步的。《资政新篇》问世后，外籍传教士称“革命军确有进步及改革之能力与趋向（观其新历之推行可为证明），此为清朝所绝不能有所表示者”。
《杂说》称：“洪仁玕1859年提出的《资政新篇》，有较多方面的设想，是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并被倚重才出现的，在太平军中全无思想基础，更无实施可能，握有大权的诸王连看都不看，不过是一纸空文。”此说违背历史事实。太平天国诸王彼此间有矛盾，一个传教士在天京访问洪仁玕，洪仁玕对他诉苦，“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彼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李秀成看不起甚至厌恶洪仁玕，对他的《资政新篇》不屑一顾，但太平天国许多高级官员都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意识，以李秀成为最。
近代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不是始于淮军，而是太平军。李秀成主导成立的洋枪队早于淮军，当时“苏州城中可能有3万支外国枪，叛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戴步枪和来福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来福枪”。李秀成成立的洋枪队，人数最多时达到2000人，聘请外国军官以西式军法操练，“在苏州的外国人总计不过120人，不论外国军官或外国士兵都同样受到太平军极好的招待”。洋枪队设有“洋炮馆”，负责洋炮的修理及管理事宜。李秀成的军队还拥有缴获的一艘铁甲船，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海军的雏形。李秀成被俘后念念不忘军队近代化，临刑前建议曾国藩往广东购买三四千斤的洋炮、炮架、炮弹和洋枪，由中国匠人仿造。曾国藩以红笔批示：此条可采。
除了李秀成重视学习西方文明，太平天国高级将领对引进西方文明十分感兴趣的还有陈玉成、罗大纲等。太平天国攻占镇江，英军舰长费士邦到镇江访问，防守镇江的罗大纲对他表示欢迎。据载，费士邦“得受太平军领袖们的友善的欢迎，称他为兄弟，并告诉他说：将来外国人可以随便使用汽船、铁路、电线及其他西洋机器而无碍”。
《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时期没有得到实现，原因是实行资本主义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而始终处于戎马倥偬状态的太平天国缺乏这样一个环境。《资政新篇》问世后仅仅五年，太平天国就失败了，中国社会与资本主义的蓝图失之交臂。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主张废除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土地和财产私有制，要求平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主张学习西方列强“邦法”，移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与番人并雄”的现代化大纲。《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一个面向历史，一个面向未来，尽管两个纲领性文件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但不可否认这是太平天国的伟大创造。
《杂说》没有充分占有大量历史资料，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而不能自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历史事实戳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